政和元年辛卯五月丁卯。
降劄子:“累据臣僚上言钱法之币”。
自此北宋历史上最大宗的货币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北宋出现的“交子”可以毫不谦虚的说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货币革命”。
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史上官办发行的第一个纸币。
天圣元年成立的“交子务”也成为世界史第一个带有国家属性的银行。
自哲宗绍圣年间“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为始的增发和滥发乃至私法直接导致了朝廷对经济的管控能力丧失。
“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增发使得一场席卷全国的经济危机初现端倪。
然“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
至引一缗当钱十数”的情况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货币改革的地步了。
也就是说当时的“钱引”这玩意儿是没有什么准备金的。
增发只能加大经济危机的危害。
遂于政和元年停止收易旧引恢复“天圣界额”并置本钱。
这场迫于无奈的货币改革却基本上全盘否定了因哲、徽两朝交子恶性膨胀于崇宁间蔡京对“交子”改“钱引”的货币改革成果。
然此事不仅仅全盘否定了蔡京的改革结果也是元佑党对元丰党的一场政治上的清算。
于是乎一场自崇宁就已经偃旗息鼓的党争再次剑拔弩张。
在我们漫长的文明史当中存在长达三百一十五年的宋无疑是一朵奇葩。
宋保持着很多古代社会的特点但也发展出一些现代社会的雏形。
而且宋朝的商业信贷、期货贸易、冶金煤矿、制造工业、第三产业以及对外贸易均相当发达商业化和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拥有财产权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渐成气候。
这些特点表明北宋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近代社会特点。
宋朝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经济、文化、商业的“巅峰”恰恰不是其古代性。
而是因为其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性。
也就是这种古代性和现代性的相互撞击下成就了宋代的辉煌。
同时也埋下了令其灭亡的根苗。
然而这种古代性和近代性共存、碰撞对于当时的统治者而言无疑是复杂的不可预见的同时也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
他们不仅要疲于应对对外的战争和其内部代表了传统的封建阶层和士绅阶层以及新兴的资本阶层的党派斗争。
还要对应各种私募资金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冲击。
以及复杂的金融体系恢复应对货币超发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
如何和平的化解金融危机不要说是在一千年前的北宋就连现在也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更加要命的是还要应对古代社会的惯性和近代社会的萌生在那时的物理性碰撞和属性不同的交接融合而导致的化学性的伤害。
更加让其疲敝的是自熙宁年间开始的元丰、元佑两党的“共辅皇图”逐步演变成崇宁、大观年间的新旧两党血腥的、近似于疯狂的厮杀。
如果说无限制发行纸币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垮了赵家王朝的话倒是一个欠妥。
这两者只能说是最后的或是其中的一根稻草。
其中最大的诱因则是这代表不同阶级的新、旧两党之间的斗争。
亦是旧的文人、士族、封建阶层和新兴社会阶层的一场你死我活的不带任何私利的厮杀。
这种厮杀是损人不利己的也是没有任何对错可言的。
只是两党都在扞卫自己的信仰和自己所代表的这个社会阶层的存亡。
所以不可调和亦不可理瑜。
于是乎政和元年的这场旨在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改革又毫无悬念的演变成一个复杂的且又简单的两党之争。
于这场不见血光却如血磨罗刹场的争斗中。
任何中庸之道自然不会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是月再下通州取陈瓘《尊尧集》送编修政典局。
原先这陈瓘《尊尧集》已经“初取《尊尧集》在正月壬辰”如今再取倒是一番波折在里面。
其中所谓“波折”盖因“崇宁既建辟雍诏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圣庙肇建坐像了翁愤之”。
荆公什么人?王安石便是。
了翁为谁?陈瓘是也。
然这了翁究竟是如何愤怒?为什么愤怒?我等也不甚知晓。
只知道你这糊涂的小官家把那王安石的塑像弄到宣圣庙我就不乐意。
你这样做就是对不住那“天地君亲师”!你就是不听圣人之言!你就是欺师灭祖!总而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违”! 不过你也不能怪他。
别说是一场牵扯国家民资命运的改革。
即便是任何一件新事物的出现也是会有一帮人去毫无理由的去抵制。
这种抵制不仅是北宋现代社会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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